2018年9月4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举办农民工技能大赛，比赛设有砌筑工、钢筋工、精细木工、电工、汽车修理工等14个项目，15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2018年9月，湖北武汉黄家湖大道城市地下管廊及道路改造工程施工员兰增林（右）、方维在测绘管廊主体，他们是奋战在军运会工地上的“90后”新农民工。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高春（右二）和妻子沈新玲（右三)2017年10月，在得知镇上产业振兴扶持政策后，高春决定和妻子返乡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新华社　张维堂　摄

　　今年51岁的龙革雄是广西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村民，2012年，在外务工的他决定返乡创业。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清晨天刚刚亮，年过花甲的赵清明就戴着草帽，拿着剪枝剪刀，顶着露水，来到家对面山坡的藤椒园里修剪枝条。不一会儿，他的后背就湿透了。这个藤椒园是2014年赵清明带领乡亲们建立的，这也是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

　　“赵老板，你还来亲自修枝呀！”来藤椒园干活的村民苟登科问。“我来看看藤椒长势，估摸一下今年的收成。”赵清明说。

　　赵清明是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三滩村十组组长，在村里他是一名村干部，在外面他却是身家过亿的“老板”，在建筑行业小有名气的他如今返乡创业，带领着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

　　从在村里务农，到外出打工，再到回乡创业，赵清明尝尽了各种酸苦，他是亿万农民努力奋进的一个缩影。

　　“务农就是我们的本分”

　　1949年12月，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解放军第18兵团第60军180师的一声炮响，打开了四川广元解放的大门。常年的战争，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对于新的生活，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赵清明听母亲说，当时村里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分到土地，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我们这个村子叫作小山窝，可谓是‘穷乡僻壤’，都是山间小路，离城又远。”“常年的战乱民不聊生，土地少，乡里都盼着新生活的到来。”

　　1950年至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席卷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以后，近3亿农民，分到了土地、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三百五十亿公斤粮食的地租。

　　赵清明一家也分到了为数不多的土地，还有一头牛和部分农具。有了自己的耕地后，父亲和母亲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在地里一待就是一天，翻地、犁地、播种、施肥、除草，一年到头来就盼着收获金灿灿的麦子。再种下玉米和土豆，准备冬天过冬的口粮。

　　“母亲曾经说，自己的地自己种，自己的粮食自己打。”赵清明回忆说，“我们农民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土地改革让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淳朴愿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前所未有的高涨。“那个年代，村里人想法很简单，分到土地都踏踏实实地种地，交够公粮，留好种，打多少粮食那都是自己的，务农是最牢靠的生计。”

　　1955年，赵清明出生，家里多了一口人，母亲和父亲就更加地勤俭起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渐渐地，赵清明也长大了，除了上学，他也参与到家里的劳作……就这样直到1966年弟弟赵清军出生。

　　1973年，在赵清明18岁那年，父亲因故去世，姐姐也出嫁了，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到母亲和他的肩上。

　　“母亲老实厚道，70年代靠赚工分养家。”赵清明说，“家里除了自己算半个劳力，其他都是没有劳动力的长辈和弟弟妹妹。每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十几张嘴每顿饭都不能少。”

　　“吃了这顿饭，就要想着下顿饭。”说到这，赵清明眼圈有点发红，“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家里养的猪、鸡还没长成就得卖出去换钱买米。”

　　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严禁粮食等商品流通，为了买米，赵清明和村里人经常通过宝成线北上，到咸阳一带。“很多时候粮食在半路就被没收了。”赵清明说，为了解决一家吃饭问题，他们常常在车站附近的茅草丛背着粮食“潜伏”，凌晨再爬上火车带回口粮。

　　1978年，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在全国推广，这对赵清明一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除了要上交国家的定购粮和征购粮外，剩下的就都归自己了。”赵清明说，当时大家都觉得这种分配方式很好，村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多了，手里的粮食自然也比原来多了，家里人都可以吃得饱了。

　　但是本本分分的务农，面对生活的现实，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艰苦的自然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急剧增加的人口，农业生产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生活的需求。

　　“走出大山才有出路”

　　面对大山的“桎梏”，赵清明百般思索，他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维持生计；另一条路是走出大山，闯出致富路。

　　赵清明相信，“走出大山才有出路”。1974年，19岁的赵清明独自一人离开了家乡，来到离家不远的陕西省宝鸡市谋求一份出路。刚来到城市的他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找一份工作又谈何容易。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赵清明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当时政策还不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但是赵清明没有放弃，他一个工地挨着一个工地地问，大工地不要就去小工地，小工地不要就去人家里干个私活。“扛沙袋、挖隧道、架桥梁、睡地铺，想想这些，咬咬牙就过去了。”赵清明说，“吃的苦、受的罪终身难忘，我坚信付出总会有回报。”

　　20世纪80代，我国渐渐出现了户籍在农村却生活工作在城市的一个群体——农民工。赵清明便是其中一员，他组建了“朝天区清明建筑队”，带领村里的人一起搞建筑。

　　1983年，闯出点名堂的赵清明接手陕西一个铁路桥梁工程。“这个工程差点要了我的命。”回想起来，赵清明心有余悸地说，“这个工程当时的难度在于桥墩打桩，因为水大，很多工程队都做不了。但是，我们凭着多年的经验，掌握了在激流中打桩的技术，成功解决了问题。”

　　在桥梁铺轨当天，赵清明被施工工人回撤的铁锹扎进了腹部，血流不止。“当时在大山里修桥，没有车到医院，项目部联系来轨道车，才救了我一命！”赵清明说，在阳平关医院血止住后，医生让他至少休养一月出院，心念工程的他，一个星期后就赶赴工地。“当时，要过年了。50多人等着要钱，工程也不能做差了，在工地养伤我也要监督项目的质量和进度！”就这样，带着伤，他又回到工地。当时工程队老乡，和项目部发包方的领导都十分感动……年底结算，他拿到了第一笔比较多的进账——2903元。

　　“对这个数字，我记忆犹新。”赵清明说，“正是因为这个工程让我们这个队伍闯出了名声，后来项目部还邀请我们去福建等地做工程。”

　　“工程队的市场从此打开了！”2007年，赵清明接到北京西铁公司邀请，要他接手北京奥运地铁工程——东直门车站。之后，他又拿下了另外一个三元桥车站工程。因为做得出色，工程队不仅得到近30万元奖励，赵清明也荣获“经济技术创新标兵”“奥运工程建设优秀农民工”等多项殊荣。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扩大，铁路、公路、城市建设的推进，进城务工者日益增多。像赵清明一样，近3亿农民工为城市现代化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城市增色添彩，从而让每座城市都变得更美好。

　　“把穷山窝变成金山窝”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懵懂少年已能独当一面，成为家庭中的顶梁柱和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经历了城市化浪潮的淘漉，让他们成为见多识广、有能力、有积累的“特殊人才”。

　　昔日的小山村如今却越来越冷清，一条颠簸的机耕道，满地荒草丛生、破败老旧的土坯房，原本53户人居住的小山窝，基本都在外买了房安了家，只剩下4户8个老人。

　　“在外打拼几十年，我们成了人们口中的老板。”赵清明说，“但是看到家乡想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我不能叫人说村里人都带出去，断了咱小山窝的根。”

　　进入新时期，乡愁的依恋和乡村振兴的呼唤使众多农民工从“孔雀东南飞”到“凤还巢”。“我想着让大伙再回村一起创业，一起建设自己的家。”赵清明说，在外置业的村民都是因为“穷”走出去的，“现在只要利用得当，荒山荒地也是金山金地。”

　　2013年，赵清明被推荐成为三滩村十组组长，他许下承诺：一定要让村里“路畅、水旺、兴家园”。赵清明和弟弟商议，决定自掏腰包，把家乡彻底改变一下。兄弟二人垫资270万元，动员本组外出务工的乡亲捐资30余万元，组织村民们投工投劳，新开挖公路25公里，硬化公路近10公里，修建两口安全人饮蓄水池，铺设饮水管道近2万米，解决“行路难”“饮水难”两个老大难问题。

　　“我深知穷山窝变富山窝，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产业，帮助乡亲们找到稳定的收入才是关键。”赵清明说。他找到村“两委”一起四处学习考察，最终决定在几千亩荒山荒地上打主意、想办法，通过流转土地，发展藤椒产业，家里的壮劳力可以出门打工赚钱，年老体弱的可以在家就近做零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如今，赵清明带领乡亲们建立了3000多亩的藤椒园，吸收53户精准贫困户在内的262户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62名贫困户长期在园内务工，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分红与在园区务工，人均增收2万元，最高达3.4万元。通过园区带动，53户精准贫困户现已脱贫，户均收入达1.8万元以上。

　　“昔日的荒山窝变成了绿山窝，穷山窝变成了金山窝。”赵清明说，“回想起来，我们付出的一切，就如同我们当初离开家乡一样，虽然艰苦但终究值得，让三滩村变得更好更美丽，这也是我们需要担负起的责任。”

数读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就业人员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20世纪50-70年代，通过积极发展乡村经济，就业状况逐步改善，1978年乡村就业人员30638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工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乡村就业人员在1997年达到49039万人的历史高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2018年乡村就业人员逐渐回落到34167万人，规模仍然庞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各地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外出就业明显。2018年农民工28836万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农民工17266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14158万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14562万人。

大事件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就业人员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1978年　农村改革拉开大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村生产活力，也释放了农村多余劳动力。

　　1984年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1990年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一批批乡镇企业应时而起。

　　1994年　外商和我国港澳台直接投资大量增加，农民工数量增加到6000万，之后农民工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2004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规定，进一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职业限制。

　　2006年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全面激发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热情，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

　　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各类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到农村创业，实施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和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开展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

　　2018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意见》

　　2019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引导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人员和“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创新创业。创建农村创新创业和孵化实训基地，加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手工艺人和经营管理人才等创新创业主体培训，提高创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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