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金昌食府”里，游客在吃午饭。尹亚飞　摄

　　当年的团圆饭以红薯为主。翻拍自大包干纪念馆。尹亚飞　摄

　　严金昌和老伴儿在自家开的餐馆门口。尹亚飞　摄

　　2018年秋天，严金昌家里接待了两位前来学做正宗农家菜的游客。他们身份特殊，专程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稀松平常的一餐一饭，不着痕迹地记录着老严家几十年的生活过往。

　　40年前，老严和小岗村17位农民摁下分田到户的“红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彼时，食物和美味无关，却和火热的干劲，和解放的生产力有关。

　　70年前，6岁的严金昌初尝饱饭的味道，全家人从新分的土地里耕耘出一日三餐，时代巨变往往就隐藏在这平凡和日常之中。

　　70年来，从吃不饱饭，到吃饱吃好，再到追寻美味和健康，和老严一样历经变化的农民，从南到北，比比皆是。

　　岁月流转里的炉火明灭，时代前行间的笑泪交织，都在屋檐下那方寸餐桌上无影无形却又清晰有力地印刻着。在那些代代相传的家常食物里，在那些纷繁多样的味道记忆中，让我们随老严一同回味家和国的巨变。

　　忘不掉的舌尖记忆

　　1950年，元旦。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年轻的共和国向人们展示出欣欣向荣的图景。那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年仅7岁的严金昌，还不能理解翻身的意义。但他能感受到的变化是，家里分的土地“大得望不到边”，种上小麦、水稻、红薯、玉米，一家人再不为吃饭发愁了。到了过年，甚至还杀了头猪，吃上了肉。

　　那一年开始，中国农业迎来了3年恢复期。1952年，粮食产量比解放前最高水平增加了11.3%。在耕地条件较好的农村，吃上饭已不再是奢望。

　　至于吃什么，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在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定格了严金昌等老一辈人的回忆——春节，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每人面前就是一个碗，碗里都是用红薯做的饭菜。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吃起来干涩且粗糙的红薯，淀粉含量高，下肚有种火辣辣的感觉，吃猛了还噎人。但现实摆在眼前：当时，粮食产量低，还要交公粮、留种子，最后所剩无几。好成活、产量高的红薯，自然替代了主粮。

　　除了红薯，这份主粮清单里还有玉米、高粱、小米等粗杂粮，做成贴饼子、碴子粥，慰藉着饥饿已久的胃。至于副食，更是几乎没有，土豆、大白菜腌成咸菜，能吃一整个冬天。

　　接下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严金昌的记忆中，粮食生产没能跟上社会前进脚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由于脱离实际，反而阻滞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粮食分得少，要想吃饱饭，得靠自己想办法。严金昌在房前屋后种了两三分地生姜，秋后他把生姜弄到淮北去换红薯干，1斤生姜能换7斤红薯干，挑回来倒也可以养家糊口。

　　红薯干、玉米面、高粱米，掺着野菜，几乎承包了普通农家的一日三餐。早饭过后，一天出三次勤，中午下午在地头休息一次，收工时给猪拔点草，给羊捋些树叶。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伴着冒出土灶的水蒸气，钻出烟囱的炊烟，简单粗硬的饭食摆上餐桌，凝结成一代人忘不掉的舌尖记忆。

　　餐桌上品时代跃动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三版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长通讯，内容是“群众创造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细致介绍了广西和北京探索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这篇稿件的出现，有了一层特殊的意味。

　　这一年，严金昌35岁，有6个孩子。粮食不够吃，继续等下去也不是长法。为了填饱肚子，11月24日晚上，在村西头严立华家两件破落的茅草屋里，小岗村18户社员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在犹如“生死状”的“包干到户”保证书上，写下名字，按上红手印。

　　穷则变，变则通。这一朴素的真理，却触碰了本质问题——“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历史的巧合，往往随着时间推移，愈显意义重大。没多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开始探索前行的方向，小岗也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缩影。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严金昌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自家30多亩地里种上水稻、花生、红薯等，细心管护加上当年风调雨顺，取得了大丰收。

　　不只严金昌家，小岗村的丰收成绩单同样亮眼：1979年，小岗村全村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量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

　　“以前饿怕了，那时都不舍得卖，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放不下，从屋里一直堆到外面。”严金昌比划着，“感觉干一年能吃上好几年。”

　　来年的春节团圆饭，严金昌觉得“最丰盛、最高兴，因为未来有了希望”。主食米面管饱管够，鸡鸭猪肉样样都有，青菜来自家里的小菜园，煎炒烹炸、荤素搭配，大人孩子都吃得尽兴。

　　1980年，萌芽于小岗村“大包干”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之被激发。到1984年，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也成为从饥饿跨越到温饱的一道分水岭。

　　咸菜配米饭，解决一顿饭。尽管只是“种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但在多数农村人的记忆中，吃饱饭已经是一件幸福的事。而左手端碗，右手拿筷，走着吃着，与乡里乡邻顺便叙叙家常，走家串户热乎邻里感情，更加催化了这种幸福。

　　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国家放开粮食购销，农民卖粮有了更多收入。“想吃什么买什么”，逐渐消解了种与吃的空间时间限制。

　　在农村，鱼和肉自不用讲，蔬菜的品种也丰富起来，本地菜外地菜一齐涌上餐桌，以往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牛奶，可以在附近的农贸市场轻松买到。

　　但严金昌遇到了一些麻烦。粮食产量节节升高，粮食价格却在下降，卖粮变得越来越难。“有时候排队卖粮要等好几天，还卖不上合适的价钱。”

　　卖粮收入减少，直接造成了食物消费购买力的下降。在物质不断丰富的上世纪90年代，像严金昌这样最早分田单干的家庭，想吃得好一些，偶尔也会觉得捉襟见肘。

　　这也是无数个像小岗村一样以种粮为主的村庄面临的现实尴尬——“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由于错过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时机，“改革开放第一村”也落伍了。

　　打捞一碗乡愁味道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年，人们对一个愈发现代化的中国有了更多想象。1月16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〇〇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一条重要路径——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结构调整，是中央释放的关键信号。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新起点上，农业农村这条大船向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有活力进发，需要调帆转向。

　　这一转变，体现在“餐桌经济”上，是由饱向好的飞跃，是由量到质的蜕变。在农村，农民对粮食、蔬菜的需求接近饱和，消费更多转向农副食品、加工食品等，点心蛋糕、罐头饮料、熟食卤味都成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这些美味，多数由严家五儿子严德双带回来。改革开放后，跟随农民进城务工大潮，严德双1995年就去东莞打工。离开偏安一隅的乡村，适应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饮食口味也发生改变。

　　“蔬菜水果、加工熟食、小吃零食都直接从市场买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差不多，也带动着我们改变。”融入城市，再把城市的饮食元素带回乡村，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交融，却让严家以往单调的餐食变得丰富多样了起来。

　　相应的，食物不再靠自给自足，农民与土地的联结也变得松快。始终在发展路上兜兜转转的小岗村，开始盘活土地资源，从结构调整中寻找突破。

　　2006年，时任小岗村第一书记的沈浩开会动员村民流转一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招商引资办工业、开发旅游业创造“地盘”。他告诉大家，只有搞现代农业，小岗才能大发展。

　　这在当时也是一条新闻：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

　　但老严心里明白得很。他把自家的35亩土地流转了出去。“通过流转，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利用，解放了捆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小岗人同意将土地以集体名义入股，成立合作社，大力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就这样，“中国改革第一村”转身变为旅游名村，散发出新的魅力。

　　老严的身份，也有了改变。土地交给合作社发展规模种植，自己则经营起农家乐“金昌食府”。严德双返乡归来，当上了大厨，忙得热火朝天。

　　“小岗土鸡、梅干菜扣肉、槐花炒鸡蛋、韭菜炒河虾……”报起菜名来，老严头头是道。“这些都是城里吃不到的特色菜，几乎每桌客人必点。”

　　年轻人出外打工，带回来新鲜的美食体验；城里人扎堆下乡，寻觅儿时的熟悉味道。就这样，城市与乡村，在一次次交融与碰撞中，用饮食连接，渐渐融为一体。

　　如今，金昌食府红火依旧，食客慕名而来，菜单也会随季节变换。老严始终坚持，守着天蓝水清的农村，用最原生态的食材，把农家特色做出来，把城里人留下来。

　　田间的稻米、地里的野菜、散养的笨鸡、溪口的鱼虾……老严坚守的农家特色，其实正是乡愁的密码。70年来，社会飞速变化，许多人远离故土，但味蕾的记忆里，始终留存故乡的味道。朴实简单、土味依旧的农家菜里，让人沉醉的老味道，是岁月余甘，是情怀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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