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出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波及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件，比如“非典”以外，在农业农村领域，除了自然灾害、动物疫情疫病、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危机等个案性、突发性事件不断出现，对农业农村经济有深刻影响，进而波及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在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表现也并不罕见。“三聚氰胺”、禽流感等问题的影响已超越农业农村范围，一再表现出非常态特征，进而凸显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1.危机可能产生在各领域、各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发生在公共卫生领域，但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角度来看，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通过公共卫生问题观察生产安全、社会安全问题，都值得总结思考。

　　——渠道安全。我国农产品产销区的生产和购销功能正在分别强化，双方的串联高度依赖通畅的运销渠道。尽管交通管制和地区封锁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之策，但“一刀切”的政策对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的确造成了很大“杀伤”，在产销对接上尤为突出。由于渠道中断，无法进行及时有效地产品运输，造成产销脱节，导致产地农产品囤积滞销，产品价格暴跌，生产者收入受损；而销地面临农产品短缺，物价暴涨，消费者福利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十分突出。面对疫情等突发情况，可以进一步细化交通管控和地区封锁的政策设计，既要有硬度，也要有弹性，要确保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通畅安全，实现供需平衡，减少价格异常波动。

　　——储备安全。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各地重要物资的储备不足问题，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必须确保储备安全。一是农产品储备。当粮、菜、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储备低于安全警戒线，出现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就会使人们产生心理恐慌，会出现抢购风、囤积风，最终酿成社会危机。因此，做好重要农产品的储备工作非常重要。二是农资储备。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尤其是农业的季节性决定了重要生产时节必须要有足够的农资产品与农事活动相匹配，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装备要及时在各个生产环节实现供需对接。在遭遇疫情等危机时，农资储备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降低不利影响。三是饲料储备。此次疫情导致养殖户损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难以及时获得充足饲料，对此同样要做好储备工作。

　　——生产安全。确保渠道安全和储备安全的基础是生产安全。产品运输和储备的前提是要生产得出、生产得好、生产可持续，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重视粮食安全，原因就在于若生产不出、生产不及时、生产不高效，不仅无法应对全国的常态需要，更难以满足突发情况的应急需要，出现问题时，进口贸易的时效性不能掌控。牢牢把中国人的饭碗抓在自己手里，既要碗里常态有粮，也要碗里应急有粮，因此必须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在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上不能有一丝松懈。2019年非洲猪瘟引发的猪肉短缺问题还在持续，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要求高度关注农产品的生产安全问题，抓牢、抓实、抓好农业生产，确保生产安全。

　　——就业安全。就业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此次疫情发生后，城乡居民就业都受到了短期冲击，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就业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更加依赖非农就业，更加依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这些非正规部门本身受经济社会大环境影响更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更弱，易发生受疫情影响而破产的情况，这无疑会对农民就业构成威胁。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职业技能，同时可供农民选择的就业渠道不宽，因此一旦失业，农民在城市继续就业的难度将会提高。在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状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危机状态下提供合理就业保障，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就业安全。

　　——收入安全。疫情引发的产业波动传导到就业波动，最终转化为收入问题。同就业类似，城乡居民的收入都会受到疫情影响，但相对于工作类型更为稳定和社会保障更为健全的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收入问题显然更突出、福利损失也更大。虽然目前尚不能准确估算此次疫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不少养殖户、时令农产品种植户、休闲农业经营户等都遭受重创，经济损失十分惨重，而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家庭也面临着失去经济来源的风险，其背后折射出农民的收入不稳定问题以及保障不健全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保障农民收入以及全民收入处在安全水准，仍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

　　——社会安全。疫情危机短期内主要是流通问题，中期看是生产问题，再往长期发展将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硬件看，医疗卫生、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与城市有较大差距；软件看，村两委的社会治理能力并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需要，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农村应对危机的能力还十分薄弱，一旦危机蔓延乡村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造成的危机，持续通过网络平台上的舆情传播加以放大，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的破坏作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农村社会危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否则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2.出现危机的原因和环境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开放，农业的功能、农村的改革、农业的增长方式、农业与外界的联系以及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不断增多，由于人们对诱发农业农村危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认知的局限，农业农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发展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这个时期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正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矛盾同时存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将使农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城乡互动。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的一条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种种问题正在逐渐被破解。更加频繁的城乡互动，一方面加快了要素流动和资源交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农村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受城市的影响越来越深，城市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农村掀起波澜。危机的爆发已经很难再有城乡的差别，公共领域的危机传递将更加迅速，更加全面。

　　——产业联动。产业的深度融合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强化了产业联动，各生产环节、产业类型、行业主体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将影响后端非农产业，非农产业也会波及前端农业产业，任何一个产业出现问题都将引发连锁反应。这种紧密的融合提高了产业运行的复杂性，从而给风险识别和危机防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道德风险。我国长时期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导向虽然极大推动了国家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以劣充优、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无良行为乃至违法犯罪行为，都可能是危机产生的导火索，甚至成为助推危机爆发和蔓延的黑手。尽管我国近年来的发展理念正在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但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前期阶段，道德风险依然是需要面对和应对的问题。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厂商和生产环节，也存在于消费群体和消费环节，甚至隐藏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方方面面。有些已经成为显性风险，但也有一些隐性风险尚未被发现。

　　3.简短的结论

　　——非常态事件可能常态出现。事实上，无论是从农业产业运行来观察，抑或是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来思考，非常态问题越来越表现出常态化特征。最近几年，农业农村领域的非常态事件越来越呈频发态势。

　　——危机对产业影响有多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一二三产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对三产的影响正在持续；二产可在疫情过后延长工时工期最大限度恢复产能，弥补损失；而于一产，畜禽业有生命周期，一旦中断引发连环反应，产业受损不可弥补，种植业有季节性，农时延误，影响全年。

　　——危机问题能够相互传导演变。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危机问题，不及时应对或应对不当都会向外蔓延扩散，造成全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处理不好，可演变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可演变为社会问题。

　　——非常态要求强化危机管理。非常态问题常态化出现，凸显出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要着手构建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提升相关职能部门的危机管理能力。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